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在安全用水和卫生领域投资结果评估报告》，各国在这一领域增加投资不仅有助于减少健康领域的负担，并有利于整体经济效益。报告说，全球现有24亿人不享有基本的卫生设备，11亿人不享有安全用水，每年有160万人死于与缺乏安全用水和卫生设施有关的疾病，因上述原因患病者则更多。报告指出，如果在安全用水和卫生设施领域投资1美元，根据各国不同的物价，可以产生3美元至60美元不等的经济效益。

　　很多人对2003年初在我国部分地区大规模暴发的SARS疫情仍记忆犹新。在战胜SARS的过程中，“政府买单”这一决策，在危机中起到了安定人心、快速救治的作用，有效控制了疫情。事后，有经济学家从财政的角度出发，为这次“政府买单”的成本和效益“算账”时指出，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用于防治SARS的经费，超过了1999年到2001年3年救灾支出的总和。此次危机事件，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在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在公共卫生事业投入与管理中的缺位与越位行为。

　　卫生投资要算细账

　　有关专家告诉记者，虽然一方面需要呼吁政府继续加大对卫生的投入，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将医疗卫生费用全部包下来。中国政府应确定能够承担的投入责任与标准，政府对卫生的投资还应注意投入绩效问题，对卫生的投入如何发挥效益应认真分析。

　　以传染病为例，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姜庆武教授说，目前影响我国人民健康的既有SARS这样的急性传染病，更有结核病、慢性乙肝、艾滋病、血吸虫病等慢性传染病。不同的疾病在传播上有不同特征，需要对疾病的传播特征了解，制定出合理的对策。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源有限，必须学会进行投入与产出计算。

　　姜庆武认为，政府应该是公共卫生的主要责任人，但不是政府直接领导对疾病的控制。对疾病的控制要消耗社会大量的资源，如果单从政治上思考，而不让专家仔细评价控制政策的优劣，不仔细计算投入—产出，不以较小的经济代价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疾病控制的效益，就会引起盲目、重复的投入。决策者在决定投入后，就想见到效果。有人甚至认为，集中精力投入几个亿资金，就能将血吸虫病、结核病、艾滋病等重大的传染病消灭掉。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因此，我国对传染病的控制首先应该有一个合适的防治目标。

　　确定了合理的疾病防治目标后，还必须提供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技术措施。人们对健康的需求是无限的，但能供我们使用的资源却是有限的。事实上，社会也不可能将财富都用于健康方面。仍以艾滋病为例，姜庆武说：“我们不仅要把正面信息传递给大众，同时也要让大众知道负面信息。不要让我们的公众与领导听完了科学家的报告，信心十足认为今天已经能将艾滋病治愈。在关键技术没有出现以前，艾滋病的防治重点、投入重点应放在预防上，包括全民教育、医务人员培训、高危行为人群干预以及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预防感染的方法推广等。”

　　卫生投资要算细账的还有很多。姜庆武说，我国是乙型肝炎大国，乙肝疫苗是预防乙型肝炎的有效措施，我国已经实施对新生儿的乙型肝炎疫苗的计划免疫，虽然儿童乙型肝炎感染有所下降，但成人的乙型肝炎发病率仍然居高不下。为能早日摘掉乙型肝炎大国的帽子，为何不建议实施全人群的乙型肝炎疫苗接种计划？

　　对疫苗的投资态度也是如此，尽管疫苗是人类有效控制传染病的技术，但目前不是所有的传染病都能依靠疫苗进行控制。SARS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新传染病，疫苗研制可能成为人类控制SARS的一个途径，但是需要冷静看待疫苗的研究。再者，对疾病的控制是全人类的责任，疫苗的研究应该让发达国家与跨国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有限的资源应该直接应用于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应该计算一下，在SARS疫苗、禽流感疫苗、艾滋病疫苗方面投入了多少资源，还需要投多少，科学家预计能给社会带来何种结局，或者很快就会有艾滋病疫苗、血吸虫病疫苗出现，将这些病完全控制。姜庆武说：“相比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应该把资源投入到什么地方，值得考虑。用有限的资源投入，去争取更大的产出，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共卫生追求的目标。”

　　我国公卫经费投入（据不完全统计）

　　□2001年到2004年，中央财政安排全国专项卫生经费71.7亿元，重点支持疾病预防控制、卫生信息网络建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与救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等项工作。

　　□2004年，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支出（含艾滋病、血吸虫病、地方病等重大疾病控制）40亿元。

　　□2005年，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支出（含艾滋病、血吸虫病、地方病等重大疾病控制）安排42亿元。

　　□“十五”期间，我国用于全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项目总投资达106亿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总投资114亿元。

　　□2006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专项资金44.5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