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血管网：刘院长，您好！首先感谢您再次接受我们的采访。回首2005年，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在您的领导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您能否给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贵院在2005年取得的成就吗?

　　刘晓程院长：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是2003年9月26号正式剪彩开门诊的，11月17号整个医院才开始运作。准确地说，至今已经开院2年半了。2005年是我们医院开院的第二年，在2004年的基础上，我们医院整体又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如2004年我们的心脏手术只有400例，介入治疗也大概只有700-800例；而到了2005年，我们的员工仅仅增加了15％，可是我们的心脏手术做了860例，介入治疗手术也翻了一番，效果非常好。  

　　截至今天，我们已经成功抢救了大量危重症患者，如心源性休克、急性肺水肿、急性心肌梗塞、急性夹层主动脉瘤等病人。我们接受的病人除了西藏外，已经遍布全国各省市，其中甚至包括医疗资源丰富的北京、上海；从普通的工人、农民、下岗职工一直到共和国的部长都来我们这里看过病，患者的年龄也从小到1个月大到82岁不等。不仅有国内患者，我们接收的外国患者也不少，我们已经给美籍台湾人、加拿大和韩国等国际友人做过心脏手术。尤其加拿大的患者，发达国家的白种人在中国大陆做心脏手术，还属于第一次。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2005年我们医院执行民政部的“明天计划”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迄今为止，我们已经为570名先心病残疾儿童成功做了心脏手术。他们来自全国18个欠发达的省和自治区，从1个月到18岁，除汉族外，还有蒙、回、藏、土、撒拉、拉祜和布朗族。除各种复杂的先心病外，还有很多孤儿合并其他畸型，如兔唇、腭裂、腹壁疝、肛门闭锁。我们组织技术最好的专家，把孤儿们的各种畸型在一次手术中全部根治了。期间无任何医疗差错和事故，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连CCTV焦点访谈栏目都热情报道了这一义举。所以说我们2005年的工作不仅有经济效益，更有很大的社会效益。这是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

　　中国心血管网：更才您提到泰达就和民政部联合针对先心病残疾患儿推出“明天计划”大型公益活动,该活动至今已经是第二个年头.您能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2005年开展的情况吗?

　　刘晓程院长：“明天计划”是民政部针对我国城乡各类社会福利机构中0至18岁具有手术适应症的残疾孤儿进行手术矫治和康复治疗的大型社会公益活动。根据该计划，民政部将选择具有强烈社会公益心和有实力的医院合作，从2004年到2006年3年期间，实现全国挽救3万名孤残儿童的目标。很荣幸，我们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是民政部“明天计划”选择的全国第一家定点医院，同时也是一直坚持到今天的医院。

　　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病)在新生儿中的发病率为６-９‰。我国每年约有15万新生的先心病患儿,一部分患儿被家境困难的父母遗弃而成为孤儿。这些孤儿可以说是社会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由于先心病手术复杂，技术要求高，经费需求量大，为确保患先心病孤儿的手术质量，民政部为此还专门派了一位司长来考察我们医院。2004年9月22日，民政部主管该项目的李立国副部长亲自来和我们签约，把我们作为第一家定点医院。在双方签署医疗服务合作协议仪式之日，我们就迎来了黑龙江省的6名先心病孤儿，他们很快就在我们这里成功接受了心脏病手术治疗。

　　虽然民政部为每个孤儿提供了1.5万的手术费，但我们知道，这个费用还远不够一台先心病手术的成本。因此，有的医院加入 “明天计划”后又退出来了。但我们坚持下来了，同时为保证这些患先心病孤儿的手术成功，我们医院配备了最好的医生，使用最好的医疗设备，提供最优质的手术治疗和康复护理。同时，为弥补手术的费用缺口，我们医院不算医务人员劳务费，同时降低各种费用，提高效率,并号召社会各界献爱心，期间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件。例如开发区的志愿者协会组织开发区的中外志愿者向孩子们献爱心,照顾孩子,捐献食品、玩具、衣物、乐器、童车；开发区上岛咖啡店宣布每年都把店庆的营业额全部捐给患儿；来视察工作的石广生老部长到医院看后当场解囊捐助；还有一对美国母女志愿来这里照顾患儿；开发区的几所小学为孤儿组织义卖，两次共捐出2万3千元；小学生还为解救孤儿组织义演，又捐出了1万6千元钱；天津严重血源缺乏，医院和物业公司的职工多次为孤儿义务献血；连普通的出院患者都向病友发出倡议，并带头捐出1000元……。爱的春风在泰达吹拂，人们用深深的爱心为构建和谐社会推波助澜。

　　“明天计划”为期三年，2006年就结束了。但我国仍存在大量的先心病患儿，这些孩子怎么办？我曾有个想法，已经和民政部李部长谈过，那就是我们计划在泰达建立一个专收有心脏病疾患孤儿的孤儿院，每年收治几百个孩子，同时在全国各地开展先心病儿童的筛查工作，把这项公益事业持续做下去，我们称为“后天计划”。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医院和社会各界加入这个事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减少广大患儿的痛苦，创建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中国心血管网：作为国内首家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公有制医院,泰达在医院改革方面迈出成功第一步。但我们知道，2005年7月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社会公布医疗改革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医疗改革是基本不成功的。您认为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晓程院长：关于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失败的与否，国家有关部门还没有定论，但我认为至少是不太成功的。不然怎么会出现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呢？这个问题目前不说失败，也得说不尽人意。想想看，改革开放二十八年来，其他行业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农业、工业、科技、教育、体育都实行了改革，而医疗卫生几乎没有改变；不但没有把计划经济里一些好的东西保持下来，反而把市场经济中一些不好的东西带了进来，使医疗卫生事业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改来改去谁也没有满意：600万医务工作者满腹牢骚，13亿老百姓更对此怨声载道。老百姓看病难、手术难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从这个角度来讲，医疗体制改革起码是没有看法、没有成效的。  

　　现在究其原因，我想大家各自都会说出一大堆原因。但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政府。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形式认识不清，对公有制医院定性不准、支持力度不够。卫生事业是什么？是社会福利事业！健康是基本人权！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就要对卫生事业、对人民健康负责任。有钱没钱都吃饭，有钱没钱都看病，这是天经地义的吧？厉以宁先生说过：“一个健康的社会形态，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比例应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形成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在中国却恰恰相反，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是越来越低。吴仪副总理曾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已由上世纪80年代的平均3.1％下降到2002年的1.7％，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说实话，政府什么时候重视我们的卫生事业了？开两会也好，党代表会也好，做报告详细讲其他各项事业，讲到最后，卫生体育事业一共就两行，完了，一句半句。我们倒数第二，仅比体育事业强一点儿。

　　在这个大背景下，政府对公立医院的定性不准导致公立医院在生存和发展上如同雪上加霜。是建立福利型、公益型的医院，还是建立福利加公益型的医院？没有明确定性，使公立医院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一会儿是福利性的，一会儿公益性的。公立医院怎么个公立法？国家给公立院的钱只够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和在岗人员经费的20％。其余80％自己去挣，这还不包括折旧运营费用。用另一个标准说，国家给公立院的钱只够营业额的6％-7％。作院长很艰难啊，一边让你为人民服务，一边职工要吃饭，医院要维持运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好向职工宣布：“你们的奖金与收入挂钩！”这种明显的利益驱动机制，必然导致内行哄外行、采购吃回扣、医生收“红包”、医院坑病人的局面！所以公有制医院的体制没改，补偿机制没改，在沉重的包袱下艰难地运营。一开两会就说“红包”，从表现来说，“红包”只是一种现象，这只是冰山一角，我们要通过这些现象挖掘本质、解决矛盾。

　　另一方面，我国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却同时又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国家对城市建设、街道布局都有明确的规划，但对医院建设却从没有统一规划。80％的卫生资源在20％的城市医院中，其中有一半在主要大医院中。仅北京东单地区，不足一平方公里，却设有协和、北京、同仁等三大医院。这还不够，人们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在北京疯狂地建医院。按北京现有的医疗现状，每千人所拥有的床位、大夫、核磁共振等医疗设施，早已超过了“亚洲四小龙”。但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没有钱建医院，连基本的医疗保险都没有，没有大夫。这边说没钱，那边无休止地浪费，有限的卫生资源在重复的无效的建设中浪费掉了。这种事情政府不管，你说政府是不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卫生部门的首脑言微人轻，要想利用有限的卫生资源，必须有政府的强力干预和调控。因此，这应是从总理到省长到市长的一把手工程。否则一定搞不好。

　　中国心血管网：在我国现有医疗体制的环境下，泰达作为公立医院不仅参与“明天计划”的公益性活动，同时也取得了巨大的市场效益，其发展模式被证明非常成功。您是如何做到这点的？

　　刘晓程院长：我刚才讲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走到今天，在对医疗形势和对公立医院的定性方面，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还有另外一句话，政府改政府的，医院要改医院的。我国医疗体制改革迟滞和走偏，一方面有政府的责任，但另一方面，医院自身也有问题：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跑冒滴漏、少慢差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弊端，不改能行吗？作为一个医院院长，我们在宏观上无法推进，就有必要并有责任在政府给予的空间里回旋创，造一个和谐的医患小环境。如果说1987年我创建牡丹江心血管病医院是为了解决当地老百姓看病难的话，那么今天我建立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除了更强烈的同样愿望以外，我还希望能通过自身的实践，在医疗体制改革上试一试，为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种一块“试验田”。 

　　为什么叫试验田？首先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是公有制，100％公有制，与现有公立医院一样。所有权不是主要的，关键是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工人阶级都可以下岗，医生为什么不可以下岗？同样是公有制，老国企变成新国企，怎么就焕然一新了呢？假设那些医院的模式是老国企的话，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的话，我们能不能建一个新国企？难道我们医院就不能变成新式的国企吗？于是我就开始研究企业的管理体制，吸取了国企改革成功经验，在天津开发区领导的支持下，共同建立起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并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建立了完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100％的全员聘任制，保险都走社会。在新体制新形态，和新的社会保障机构构建中，进行全面的体制改革、机制改革、用人制度改革。

　　我这样做了两年，一切从零开始。我院第二年人员只增加15％，可是医院的手术量和经济效益都翻了一番还不止。2006年在2005的基础上还要翻。怎么来的？因为我们机构精简得不能再精简了，没有一个吃闲饭的。例如我们的副院长只有2人，护理部3人，医务部3人，人力资源部2人，其中主任还兼党委组织部长，行政办也是3人，后勤部也是3人，其余全是一线医护人员；另外我们根据手术质量和患者满意度进行全员考评，实行淘汰机制，没有推诿，没有扯皮，没有内耗，员工的积极主动性都出来了，所有员工都在考虑怎样发展新技术，怎样更好吸引病人，怎样更好替病人服务，怎样经济上丰收而又不坑病人，效率自然大大提高。

　　如今我们已经形成了良性自我运行机制，我在不在医院，每个部门都正常运行，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走到今天是有原因的，是按照规律来的，而不是盲目地走到今天。我想我是铺路石，我是为医院建设和管理铺路。铺好铺不好没关系，但我要用余生认真去铺，种块实验田看看。人生其实享受的是奋斗的过程，而不是结果。

　　中国心血管网：医疗费用疯涨，老百姓看病难是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失败的集中表现。您认为这是体制改革造成的吗?泰达在您的领导下是如何降低医疗费用的?

　　刘晓程院长：我想不是体制改革造成的，而是体制造成的，因为我国医疗体制一直没怎么改，可以说医疗体制是改革中最后一个亟待攻破的“土围子”。在传统体制下，政府对医院投入少，医生收入严重倒挂偏低，在市场经济利益驱动背景下，导致医院依靠卖药求生，医生靠回扣红包和大检查、大处方生存，医疗费用怎么能不高？建医院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解救病人，一切为了病人着想，这是医院的最高宗旨，也是医生的神圣职责，但是扭曲的体制下形成了一切向钱看的畸形价值观，这是我们整个行业的悲哀。  

　　前面已经说了，体制的责任在政府。但医院小环境的营造在院长。无论建牡丹江心血管病医院还是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我要做的首先是回归医院的本原：治病救人、为老百姓服务。我们认为，在医疗面前应人人平等，我们首先要保证平民老百姓能看得起病、看得好病。至于如何降低医疗费用，已经有很多人问我了，五年后不再吃“皇粮”，又不在患者身上“打主意”，还要让员工体体面面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价格这么低，又给孤儿进行先心病手术，你们还活不活了？我的回答是，我们当然活，而且活得挺好。靠什么？就靠六个字：低成本、高效率。我们是以心血管介入治疗和手术为核心技术的专科医院，不是靠卖床腿和卖药赚钱的，是靠医疗技术。通过减低成本，增加效率，去赢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是市场的规律和法则。

　　如何降低成本？很简单，首先是精简机构。前面说了，我这里不养闲人，7.2亿元投资额的大医院，行政人员精简得不能再精简了，大幅度降低了人员成本和管理运营成本；我们只给科室主任指导编制，而用多少人、用什么人由他们根据工作状况去决定了。这使一线的医护人员队伍也十分精干高效。其次，泰达对医药、设备以及其他用品进行集中招标采购，实行阳光下的交易。尤其对虚高的设备、耗材和药品的采购成本，我们更是要使出浑身解数把水分挤干，把最大利益让给患者。例如我们医院104台呼吸机、16台体外循环机、日本门1400个、日本床700个……成交价均为全世界最低价。成本低，自然医疗费用就低。

　　但光降低成本还不行，还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提高效率。这方面我们完全摒弃了目前医院禁锢的人事管理机制，真正实现面向社会招聘，并进行末位淘汰制。我们将职工奖金和支出成本挂钩，通过考核工作质与量的方法确定综合效益和奖金发放水准。在考核中，重奖支出成本低、单病种收费低、平均住院日少、工作质量高、劳动强度大的科室和医生，对专家实施院内二次分配，从不搞“点名手术”，真正让医生合法有尊严地获得物质利益。由此，也从根本上杜绝了医务人员搞不正之风的可能。

　　低成本高效率给我们医院带来超常的发展速度：开发区曾规定递减式财政扶持5年，第6年实现最终“断奶”。我们第一年经济的自给率达到61％，去年成本仅增加23％，但收益要增加57％，自给率达到84％；而今年我们通过努力几乎可以达到100％的自给率。严格的管理下，员工的收入也并没有减少，但医疗费用却不断创立国内新低：带卫生间、全空调、电视、电话的普通双人间病房50元/天，还有免费三餐和水果；先心病手术1.5万元，一个心脏搭桥手术4万元，10种代表性的心脏手术和介入治疗的价格均低于天津平均值。作为天津医保局定点单位，通过与医保局合作，我们对单瓣膜替换术、双瓣膜替换术和冠状动脉搭桥术三个主要心外科医保病种试行了单病种结算。一年半的实践证明，与天津市其他医院的平均结算标准相比，市医保局少支付了19％，而病人少支付了39％。

　　中国心血管网：展望2006年,泰达的目标是什么?能否介绍一下泰达再2006年的具体规划和举措?

　　刘晓程院长：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成熟期和成长的历程，泰达也不例外。虽然我们走出了一条新路，但2006年仅仅是泰达开院的第三年，我想一切都还刚刚开始。我们计划今年全院员工增加到400人，增长率约为10％，但业务量比2005年要增加70％。同时继续切实执行好“明天计划”，实现先心病孤儿手术500例，同时继续与妇幼保健院合作进行小儿先心病的筛查工作，从源头上防治先心病。医院、医生的责任不仅仅是治病，更关键的是预防疾病发生并早诊早治。  

　　去年我们已经筛查的19114个天津市儿童中，发现了930个先心病儿童，阳性率为6.6％，而先心病一般发生率是0.6％—0.9％。但是好多做手术都没有钱。前不久，我给天津市长些了封信，为这件事情请命。我说我们最大限度地减低费用，请您对轻病种承诺资助3000元，对重病种承诺资助5000元，希望我们和政府为下一代共同做件实事。结果市长积极响应，已将此事落实到民政局和卫生局。本市贫困家庭的先心病儿童获治有救了。本来这件事没有我们医院的事，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真正实现了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的有机结合，才能改变医疗服务的模式，让百姓受益。

　　根据开发区政府2002年的决议，2008年医院开院第六年将转制，由政府办医院变成全民办医院，真正变成股份制。虽然早在2004年台塑大王王永庆和荷兰皇家银行也来找过我们，但要在没有路的地方趟出一条路来，也不容易。但细想一下，当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容易吗，国企改革容易吗，科技体制改革容易吗，怎么到医疗体制改革就不行了呢？大家都在强调医疗的特殊性，说改不好要死人，但事实上是越怕这个越死人，你不痛下决心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永远好不了，病人也永远看不好病！

　　旧的事物往往表现在“量”上，而新的事物则表现在“质”上。你现在也许活得很滋润，你坐等病人，坑病人，病人无可奈何也得来送钱，但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会走向反面。新生事物总要在一定条件下取代旧的事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你在衰，体制不行了，就必须改，就和计划经济注定要失败一样，换汤不换药都不行。体制不改，没有活路！目前民营医院的振兴，外资医院的进入，像我这样新体制公立医院的出现和变革，三面夹击，老体制下运转的医院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所以，我想将来一定会有千千万万个在新体制下运营的医院，这不是美好的幻想，这是大势所趋。

　　（作者：黄勇 ）